一张采矿证的15年争夺（4）

  在白家峁村民们最扬眉吐气的最近一段时间，弱者对弱者的折磨也不手软。据那位矿区的管理人员回忆，村民们每天分3批人值守。大部分村民守在矿区门口，不准人进出。环绕矿区约两里多的公路上，几辆摩托车来回执勤。发现外界试图与矿区内联络就打电话，大批村民很快赶到。严防死守下，矿工们3个月难以吃到青菜，公司的车只能晚上偷着来送给养。和矿区电话联络后，开到公路边把方便面等干粮推下山坡立刻就走。这位管理人员说自己想出去理发都不行，头发长到脖子后。“我们只好给公司打电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没法干了。”

  2009年10月12日中午，山西三兴的煤矿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矿区，对守在那里的村民大打出手。4名村民在械斗中丧生，有死者的身体甚至被对方开着大卡车碾压。短暂享受3个月的主人翁快感后，村民们见识了资本与乡村戾气结合的血腥和恐怖。

  成运强的人生可谓几经沉浮。2002年后，因村集体采矿证被改变性质一事被村民记恨。2007年到邻近的虎山煤矿拉煤，却卷入一起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冲突，遭到殴打，弟弟成维秀被杀死，成运强被临县警方以黑社会罪上网通缉，后被判入狱4年。但2011年底的村集体换届选举中，他又被选为村主任。村民们解释他能获胜的原因是乡村行政区划的变化在“撤乡并镇”改革后，白家峁村和邻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新增加的400多人，在选票上占据新村庄的半壁江山，但并不分享煤矿利益，对成运强也无什么私人恩怨。成运强获得另两个自然村的大部分选票。至于一个刚结束牢狱之灾的人，何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又是一个新的“村庄铁幕”。

  总之，成运强像不倒翁一样又站了起来。据说他身后仍然有三兴公司的身影。虽然因为2009年的血案，山西三兴已经出局，但变更名称是这一个故事里常常会出现的伎俩。在临县政府出具的文件上，负责整合白家峁煤矿和其他三家煤矿的主体是紫鑫集团。这个看起来陌生的名称，背后是几家企业合体，据说三兴公司也有股份。

  白家峁煤矿的争夺越来越混乱。在血案发生后，朱建国积极介入处理，安抚村民，还联系了一家永宁煤焦有限公司，在2010年5月23日和村集体签了承包权转让合同。永宁已经将600万元付给了村集体。但当时的村主任成平顺并没有兑现给村民每人10万元的诺言，村民们拒不认可这份协议。2010年，政府组织村庄自主甄选承包主体，一共有5家煤矿公司参与竞争。它们各自寻找熟悉村庄的代理人，在村内活动拉选票。刘志斌也成为代理人之一虽然在资本的舞台上，他是被解雇的龙套，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他具备的人脉仍然有价值。

  事态发展让朱建国很生气。他觉得自身和村庄签订的承包契约受到了忽视和侵犯。他写了封申诉书，质问政府在自己已经主持村庄与永宁公司签订合约后，为什么还组织村庄进行选举，“造成村民两死者不埋，14个伤者不出院”。政府这么做，“到底是在支持村民卖什么？采矿权、经营权，还是财产权？”他给本刊记者一张法院的判决书，判定他主持的永宁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与白家峁村委会签订的煤矿转让合同书有效。但显然和这个煤矿历史上出现过的无数纸判决一样，没有人理会它的效力。

  国家从2002年推行煤业改革，由关闭小煤矿开始资源整合，所有政策的指向都是希望用大资本替换小庄家，求得煤矿生产的安全和效益。但在白家峁煤矿的链条中出现过的最大买家已经退出了。东方公司在发给本刊记者的采访回函中称：公司已于2010年7月31日与山西省合作方签署和解合约。东方公司同意收回和解金额1.92亿港元。基于尊重和解合约精神，东方公司管理层无意再对此事发言。“这不是个大的损失。我们是国际大集团，还撑得住。”一位公司高管解释，“和解是无奈之举，因为耗不起那么多时间。”公司现在国际上做石油生意。白家峁煤矿的纠纷给他们的教训是，绝不再回这一个地区来做生意。

  煤矿又回到本地人的混战，最大的资本家就在邻县隔壁的煤炭大市柳林。为了在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合约尚未签订，至少有3家企业直接给村民的银行卡上打钱，有两家给12万元，有一家给6万元，说起这个混战的结果，县里官员呵呵笑着对本刊记者说：“现在老百姓可是得了实惠了。”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现在被搞得特别复杂。特别是每个公司背后都可能有官员的支持。但你不知道背后是谁！我已经烦了。”朱建国抱怨着。他开着银色保时捷，熟练地在吕梁夜色的车流中穿行。虽然刘志斌评价他“没什么文化，农民出身，现在也是农民”，但他在这里生长，熟悉这里的规则。他现在经营着一家枣业公司，与国家大力推行的生态农业相关，而且自认还是解决煤矿问题的关键人物他还保留着村集体最初和他签订的50年承包协议。“不跟我解除承包关系，到国土厅时能通过吗？”

  孙正发还留在矿上。他从2004年被聘请到矿上做经营管理，帮助煤矿从一开始年产1万多吨提高到现在最高年产量70万吨。按照孙正发的管理经验，煤矿赚钱靠的是扩大产量。但白家峁煤矿争夺最激烈的战场从来不在这一环节。相比村集体的频频换人，采矿证所有人几度易手，一线年没有变化。

  每隔两天，孙正发和几个工人要下井排一次水，这是矿上现在唯一的工作。他们从一个斜式井筒口，步行700米到排水作业点。血案发生后煤矿即被关停，3年没开工的井筒周围一片废土。井口用帆布遮挡一半，露出森森冷气和深不见底的黑暗。孙正发说他还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煤矿最安全。天然条件好，别的煤矿瓦斯浓度有10加瓦，这个煤矿只有0.03加瓦，停工3天都不会超限。井下安装了智能化的电子保护开关，花500多万元配置了两套铲煤机和运输机，井下采煤不用放炮。”

  但这个“最安全的煤矿”已经要被淘汰了。国家对煤矿开工的新标准是年产量120万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要跟上国家的新标准，煤矿必须要做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供电系统已经不能用了，要独立的3.5万伏高压系统。当初花2000多万元建的斜式井筒、400多万元建的运输带都要换。”孙正发对本刊记者说。

  更重要的是，那张价值4亿元的采矿证已经消失了。2009年10月1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为山西三兴办的采矿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给山西三兴的证号为97采矿许可证。新的采矿证不知何时可以办好。复杂的争斗格局已成，村民、村集体、地方政府、煤业公司任何一种力量都可能会影响局势，阻止煤矿复工。但没有一点一种力量可以决定局势，推动煤矿复工。

  2012年4月的白家峁，天色澄蓝。看不到飞扬的煤灰和黑烟，不停吹拂的窜沟风，荡涤了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山峦显出一张沧桑却干净安宁的脸。一位当地煤矿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向白家峁煤矿学习”慢慢的变成了当地村庄的口号。邻县20多家村管煤矿，正常开工的寥寥无几。

  村民们并不在意村庄经历对大局的影响。当本刊记者第三次来到这个村庄时，他们重点想谈的是村里还有20多个嫁出村庄但户口没有迁出去的女儿，她们在村里有土地，有选票，却没有正真获得几家公司的20多万元打款。这是村庄最现实的新问题。村民们一个一个对记者数出她们的名字：成文平、成元春、郝彩林、成银梅这个村庄和煤矿的故事，如此跌宕起伏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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